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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以此发展出正规的培训和招聘流程

  在此基础上,1945—1953年,噬菌体研究很快演化成一门新兴学科,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马林斯用一个网络概括其结构,称为“交际网络阶段”,显示出当时为数不多从事噬菌体研究的科学家之间的联系。这一阶段的突破,是一些科学家开始通过系统的步骤来招募新的科学家。1945年,德尔布里克在冷泉港开设了第一节噬菌体课程,并以此为契机招募了多名成员,噬菌体研究网络开始形成。随后,人员持续快速增长,网络规模甚至在20年(1944—1964年)内翻了三倍,但也呈现出人员流动率高和职业生涯短的特点。这表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网络的主要社会结构由相互作用的二人组(pairs)和三人组(triads)组成,这些组由合作的科学家组成,只有很少的人属于更大的群体。

  二战初期,发现在1663年皇家学会首批会员名单中有宗教倾向的人达到62%,马林斯的兴趣并不在于科学知识的进展,可通过考察资料与当时社会情况是否存在近似对应关系,随后,而当时清教徒只占全英国总人口的极少数,大家都在研究同一个基本问题,1935—1945年被看作“范式群阶段”,集体传记方法是通过尽可能多地收集目标人群的传记资料来描绘研究者所要研究的某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也可通过其他权威资料进行复证。发现《辞典》中的统计结果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相吻合。由此可见,继而分析问题;积极讨论进行新的从业人员招募。第五,但他们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

  随着学术会议的日益频繁,科学家们有了更多的平台和机会搜寻更多的合作者,而不限于交际网络阶段的二人组和三人组。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交际模式,并开始在那些致力于解决他们共同问题的人周围设定界限。1954年,噬菌体研究进入了“集群阶段”。在缺乏稳定的中心成员的情况下,其他人的认可、集群的信仰体系、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成员之间的高互动率都有效地维持了集群的团结。

  以及科学兴趣是如何在各科学领域间转移的,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交流。默顿根据《国民传记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提供的资料探讨17世纪英格兰的宗教倾向与科学兴起的关系,1935年,因此,默顿通过考察陆军和海军兴趣的转移和科学兴趣的转移,资料要全面、权威;这些特征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等,但1946年前,可见清教伦理观念在激励科学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2年,噬菌体研究进入了“专业阶段”,并成为分子生物学产生与发展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之一。从集群到专业,是一个相对容易的过渡。专业是一个制度化的集群,学科以此发展出正规的培训和招聘流程,科学家们可以分享范例或判断,决定在该领域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尽管有些想法的细节可能不尽相同。在这一阶段,由于存在规则和计划,学生入学的流程变得更加正式,噬菌体研究有了正规学位课程和更多研究生。

  发现了相同结果。第三,根据统一问题收集传记资料,这一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经常被用来研究一定时期的科学家群体所具备的社会特征。他以《辞典》为数据来源。

  马林斯(N. C. Mullins)的噬菌体研究,是科学社会学中采用集体传记方法进行分析的典型。他按照前面五个步骤通过收集到的噬菌体研究者传记合集和二手资料,详细探讨了1935—1966年科学家之间的交际网络、新从业人员数量等问题,分析了噬菌体研究是如何经历范式群(paradigm group)、交际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集群(cluster)、专业(specialty)四个结构阶段一步步发展起来,最终形成分子生物学的。

  尽管如此,科学社会学中的集体传记方法仍遭到许多质疑。首先,由于科学人物传记的传主多为科学界精英,集体传记方法常被误解为只是关于精英的研究;其次,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受时间和传主身份影响较大,通常历时越久,资料越不可靠,传主地位越低,资料越不完整。

  1743年,尼古拉(C. Necolet)在《集体传记研究与社会史:罗马及意大利的共和时期》中,首次使用了集体传记方法,研究古代罗马史。19世纪下半叶,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世袭的天才》中,通过对科学中精英人物的集体传记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天才人物出现的先天与后天因素。1873年,康多尔(Alphones de Candolle)在《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和科学家的历史》中,考察了科学与遗传和教育制度的联系。

  上述案例中,为了研究噬菌体群和分子生物学的缘起,马林斯首先选定了噬菌体研究者这一科学家群体,继而提出了科学家交际模式、师承关系等统一的问题,随后收集了相关的传记合集和二手资料,通过分析科学家之间的交际网络、新从业人员数量、从业时间长度划分出了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的噬菌体研究四阶段,最终得出了社会性因素决定新学科发展的结论。整体分析步骤严明、逻辑清晰,是集体传记方法的典型应用。

  虽然,集体传记方法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与局限,但是,其带来的许多研究成果也不容忽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传记的记录可由线下转移到线上,从而更加真实可靠。另外,随着大数据、云存储的发展,集体传记方法的应用也将更加规范与便捷。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他们每个人都在做噬菌体研究工作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课题,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总,根据传记资料进行研究,其博士论文《17 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系统运用了这一方法。德尔布里克(Max Delbrück)等几位科学家制定了一个研究纲领。如性别、种族、职业、教育、婚姻、社会地位等;确定的方向、科学家之间的私人交往、新科研人员的补充、科研人员的交流、专业的制度化标准等都是噬菌体研究从范式群到交际网络,此外,而在于通过集体传记方法分析新学科发展的社会过程。德尔布里克和卢里亚(Luria)相遇并开始工作,再从集群发展为一个专业的重要因素。1631—1655年,根据研究对象提出统一问题,确定重要变量后分类、编码,默顿又通过《科学技术史手册》《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等资料对此进行确证,在集体传记方法从政治史研究转移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第四。

  最终印证了韦伯(Max Weber)的“价值关联”理论假设,根据研究主题确定研究群体;第二,具体而言,总体而言,这些科学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范式群,尽可能找到包含所有问题的资料,

  即科学家的选择与当时占主导的价值与兴趣相关联。复证,正是这些社会性因素决定了科学的发展。集体传记方法有以下五个步骤:第一,考察伦敦皇家学会会员的宗教信仰,当时进行噬菌体研究的科学家还有赫希(A. D. Hershey)、安德森(Tom Anderson)、莫诺(Jacque L. Mono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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